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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報記者 吳曉東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2月23日09版）
　　《老農民》劇照
　　5年磨一劍的《老農民》於12月22日登陸北京、山東、河南、黑龍江四大衛視。談起《老農民》的創作過程，從《闖關東》、《鋼鐵年代》、《溫州一家人》一路走來的金牌編劇高滿堂用“行萬里路”來形容。“這5年我不是行走在繁華的大街上、不是坐在咖啡桌旁、不是吹著空調、不是道聽途說，是我用自己的雙腳走路，用自己的肩膀擔當，用自己的心和農民進行了一次對話。”
　　太相信空調和咖啡，太相信感覺，對農民的判斷就會無知和淺薄。
　　中國青年報：你的熒屏“工農商三部曲”，先是推出關於工人的《鋼鐵年代》，後是推出關於商人的《溫州一家人》。為什麼把《老農民》放在最後？
　　高滿堂：因為我對農民不是太熟悉，對於農民題材一直敬畏、遠離。我的習慣是，不深入下去、不扎下去，很難做一部戲。為了寫《老農民》，我用了5年的時間做了6個省的採訪——山東、河南、遼寧、河北、浙江、黑龍江。採訪的對象是當年的工作組組長、人民公社社長、縣委書記、地委書記、市長，一直到主管農業的副省長，一共採訪了200多人。通過沉下去深入生活，我發現，我以前對農民的判斷，無知、淺薄。而這無知、淺薄恰恰導致當下的電視劇作品形成了一種習慣性、流程性，似乎坐在家可以想象任何東西。我們太相信聰明和智慧，太相信空調和咖啡，太相信自己的感覺。但是《老農民》這類電視劇絕對不能靠這些，必須走下去！
　　中國青年報：你說《老農民》要為中國的農民做一部正傳，這牽涉到個人史觀問題。你在創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？
　　高滿堂：《老農民》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如何面對這60年。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。因為涉及“土改”、“工作組”、“人民公社”、“文革”等等。《老農民》劇組在討論結構的時候，有人勸我，劇情乾脆從“人民公社”一成立，直接跳到粉碎“四人幫”，緊接著“十一屆三中全會”。我說這不行，凈揀好聽的說不行，那樣就失去了真實，那就不是現實主義，那是偽現實主義。這60年的每個歷史節點我們不能迴避。然而其中的歷史問題怎麼寫？我就一句話，積極地尋找歷史的光亮、人民的光亮，一定要朝前走。消極對於歷史沒有作用，我相信這一點。
　　中國青年報：你的電視劇很多都是大製作，但又不是那種用特效燒錢的大製作。《老農民》從新中國成立前一直寫到2008年土地確權、農民領到土地證，跨越60年，可同樣是用小人物來折射大時代。為何對此情有獨鐘？
　　高滿堂：再浩大的特技手段也要為題材為內容服務。現在的電視劇製作比較混亂，大家都願意用技術手段去博眼球，可“泛而空”、“空而大”是戲劇的死穴。無論是大歷史、大題材、年代戲還是歷史戲，都不要追求場面上的、氣勢上的那種虛張聲勢，而要聚焦人物的心靈軌跡。
　　我一貫追尋的就是小人物大歷史。題材再怎麼大，肯定要落筆在一個小人物身上。我不願寫千軍萬馬，我願意寫一滴水折射陽光。我永遠願意去折射而不去直射。
　　不少影視故事跟風、翻拍、模仿致死，同質化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。這是原創力枯萎的結果。故事從哪裡來？當然從生活中來。
　　中國青年報：你自信《老農民》中的人物是能進入中國電視劇歷史畫廊的，而現在大多數電視劇都是在做迎合收視率的“生活搬運工”，堆積橋段，缺少創新。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？
　　高滿堂：我國每年電視劇產量1.5萬～1.6萬，可觀眾能記住其中幾個人物？電視劇的市場化把一些編劇變成了賺快錢的機器，他們的故事里隨處可見利益的蠻橫：開門見血，關門詭計，人血和狗血橫飛。情節上車了，人物還在站臺上。他們忘了，故事是為人物服務的，人物的成敗就是故事的成敗。人物都是從生活中來的，不是編劇憑空想象出來的。坐在賓館里“編”人物，這挺可怕的，那個人物肯定是類型化的、已經存在的，而不是新鮮的“那一個”。現在熒屏上的很多人物形象都是可以“流通”的——臉譜化，放哪兒都可用。我的人物不行。我要的是“手工製作”。《老農民》里的牛大膽這個人物，我們光談就談了3年，沒有任何模式可以借鑒。
　　中國青年報：你一直執於原創。為什麼一定堅持這條辛苦的創作之路？
　　高滿堂：我1983年開始涉足電視劇創作，那時候中國電視劇完全依賴於文學。上世紀90年代中期，出現了轉折，開始提倡原創性，因為文學營養完全不夠支持電視劇用。到2000年以後，這種原創性的需求越來越強烈。一部長篇小說可能在出版階段就被買走了，這說明原創性越來越重要。當下，我們不少的影視故事讓人生厭，其原因就是跟風、翻拍、模仿致死，一哄而上，同質化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。這是原創力枯萎的結果。故事從哪裡來？當然從生活中來，可是我們有些編劇不願做這個苦功課，遠離生活，瞎編亂造，即使有點生活依據也是聽來的。試想，聽來的故事到了你這裡，過了多少人？流失多少活性？你再用它，它已經不是故事了，鮮花變成了塑料花。我做編劇30年，寫了50部劇，除了改編一部《抉擇》，其它的都是原創。我一直都在行走中，到生活里發現故事，生活里故事取之不竭，永遠新鮮。
　　中國青年報：你的作品涉及民族、歷史、工業、商業、農業等各類題材，時段橫跨整個中國現當代100年的歷史，30年累計創作電視劇900餘(部)集，獲得各類大獎數十個。你認為一個優秀的編劇可以全能嗎，有什麼你不會去寫的？
　　高滿堂：任何一個劇作家都不是全能的，一定會有自己比較擅長的，我的長短板都有。我擅長的是年代劇。有人說高滿堂只會寫年代劇，那我就拿出《溫州一家人》，這是當代題材。其實，最關鍵的是劇中故事和人物能不能走進你心裡！比如古裝歷史題材有人找我談過，我沒寫。但這輩子就不寫古裝了嗎？也未必，也許哪天有個歷史人物突然走進我心裡，讓我感動了，我會主動去寫。有年輕編劇說，年代劇我寫不了，因為我沒生活。其實寫年代劇對我來說也沒生活，我也沒闖過關東，“沒生活”這不是理由。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，關鍵是編劇願不願意下苦功夫去“進入”歷史、“深入”生活。
　　電視劇要麼有意義沒意思，要麼有意思沒意義，這都不是與青年觀眾的有效溝通。
　　中國青年報：我國今年的電視劇生產“輕型化”越來越明顯，從題材、形態、受眾等各方面領銜進入“輕時代”，像《老農民》這樣貫穿著對歷史的敬重、對文化的敬畏、對人生的感慨、對傳統的繼承的厚重作品會不會生不逢時？
　　高滿堂：現在大部分的電視劇是娛樂化的，這種娛樂功能是需要的，但完全處於娛樂至上，問題就來了。戲說、穿越讓年輕觀眾對歷史的認識變得模糊，甚至就此影響他們的歷史觀。做正劇很難，投資風險也大，但必須要有人去擔負這份責任。我們有8億農民，我們電視劇一年1.5萬集，但是農民題材的少得可憐。近年來僅有的幾部表現農民題材的也只是片段化的，不是歪曲農民、娛樂農民，就是現實主義表現手法上用簡單地歌頌和粉飾。從建國以來到現在，熒屏上非常缺少長篇敘事作品來反映農民的60年。我一直有一個夢想，真實地反映農民60年，他們怎麼過來的，這是共和國曆史的一部分。
　　中國青年報：創作這個題材的時候，有沒有想過怎樣才能讓更多年輕人接受？
　　高滿堂：當時我寫《闖關東》、《北風那個吹》，同樣面臨年輕人願意不願意看的問題。後來想通了一個問題，不是年輕人不願意接受這些題材，而是我們講故事講得不好、有毛病。以教育和灌輸的方式，必然會失敗。電視劇要麼有意義沒意思，要麼就是有意思沒意義，這都不能與青年觀眾有效溝通。一個好的電視劇，應該是既有意思又有意義。
　　講述歷史，不是面對學生翻開課本，而是領著他到花園深處。你的故事講完了，意思表達清楚了，他也聽懂了。講述者不要過於自我，而要娓娓道來。傳承不是焊接，兩個鋼板焊到一塊，傳承也是潛移默化的。這裡面多種元素，其中也有市場元素，市場配方也非常重要。觀眾願意看才能傳承，不願意看，一切都是白搭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高滿堂：《老農民》是一部中國農民正傳）